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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位置:政策资讯 > 企业课堂 > “红色资本家”荣毅仁的舍得人生

“红色资本家”荣毅仁的舍得人生

时间:2021-05-26 14:54 浏览:289

  他是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、荣宗敬的侄子,也是中信公司创始人、国家副主席荣毅仁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本家朋友圈里,他是年龄最小、资历最浅的一位,却在国家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次运动中,带头走在前面,因缘际会成长为“资本家”的一面旗帜、一个标杆。

  他的人生经历过许多舍,也经历过许多得。大学读历史学专业的他,慢慢参透了历史运转的密码,学会在风起云涌中,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。



  义无反顾的“舍”

  父亲垂老,伯父去世,一个哥哥也因常年奔波英年早逝,那个昔日里风光团结的荣氏家族,濒于凋零,四散求生。风云变幻中,有的人去了香港,也有人去了国外。荣毅仁成为家族里唯一留守的年轻人。

  1916年荣毅仁出生时,家族企业正如日中天。当列强忙于应战,荣家抓住时机,创造出了一段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佳话,成为享誉一时的面粉与纺织大王。等到荣毅仁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,准备大展拳脚,却没有等来属于自己的时运。

  上海遭受淞沪会战,荣家产业除了在租借的几个厂免遭侵害外,要么被火烧掉,要么落入日本人手中。荣家随潮流在西南艰难求生,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上海。

  没有盼来安稳的营商环境,他和父辈却经历了一桩桩、一件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被日本人占领的企业,本以为可以顺利接受,却被官僚资本拦截;官匪合谋把父亲荣德生绑架,还几次三番索要财产;与所有民族资本家一起面对胆战心寒的“经济戡乱急要措施”与银圆券政策,无异于被巧取豪夺;堂兄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嫌疑被上海市警察局押交特种刑事法庭审理;荣毅仁自己也没有逃掉厄运,因为国民党官僚之间互相倾轧受到牵连,官方污蔑其为政府提供的面粉是发霉产品。

  开庭审判的日子是1949年5月25日,这一天,如果不是解放军解放上海,等待他的可能是牢狱之灾。

  种种遭遇让他对时局感到心寒,而中国共产党统战人士也多次与荣毅仁接触,告诉他新民主主义时期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。荣毅仁逐渐放下戒备,慢慢向中国共产党靠拢。

  中信时期的助理庄寿仓回忆,“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,是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最热闹、也是速度最快、变化最大的时期,多次变革、运动,毅公都能跟得上,而且表现不俗,几次被评为标兵模范。”

 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位“红色资本家”英俊潇洒的一幕:那是在抗美援朝时期,荣毅仁身穿风衣,头戴法国贝雷帽,扛着大旗,与民族资本家吴蕴初等人一起,走在队伍前面,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。

  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中,如果严格按照政策规定,荣毅仁难免遭受处罚,毛主席亲自批示,“大方些,给荣毅仁划个没问题”,最终这位上海最大工商户被核定为完全守法户。他觉得,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:国民党的大棒加萝卜政策,并没有跟他拧成一股绳,而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把他当自家人看。

  他也与其他民族资本家一样产生过孤独、彷徨的心态,很多东西在头脑中打转儿:“对走社会主义道路,毕竟缺乏认识,没有思想准备,存在不少糊涂认识,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新中国的命运如何?社会主义事业有没有前途?”

  “只要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,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,是大有希望的。”毛主席回应了他们的疑虑,勉励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,掌握自己的命运,走社会主义道路。

  回忆起此前在旧社会经历的种种磨难,荣毅仁渐渐想通,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,只能是殖民地、半殖民地道路,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、正直的中国工商业者来说,都是穷途末路。

  1956年,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,荣毅仁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交给国家合营。


  辽远宏阔的“得”

  放弃了荣老板的身份后,他也收获了之前没有想过的一切,尽管这条路并不好走。

  1957年,毛主席亲自向上海市市长陈毅下达任务,请大家投票,选他当上海市副市长。最终当选的11位副市长中,荣毅仁是4位党外人士中最年轻的那位。

  两年后,毛主席、周总理安排他到纺织工业部担任副部长,管理全国各地纺织业,再次帮他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。他向友人介绍,“我所管理的企业、事业,远比家族企业大得多。”

  出现在外交场合的荣毅仁雍容华贵,而在国家机关上班时,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位平民化的、生活作风简朴的公务员。

  他关心政治、注意政策。原纺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陈锦华曾对《中国企业家》回忆,那时候部里写报告,如果里边有这样的话,“根据中央有关精神,来开什么会,来进行贯彻”,他一定要把我找去,问我中央指示精神的内容是什么。

  他在乎国家前途,国家也在乎这位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培养出来的人才。此后经历的各项运动中,毛主席、周总理都千方百计保全他。

  又过了很长时间,他终于等到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再次大放异彩的机会。那是在改革开放后,一群老人准备追回丢失的青春岁月。

  1979年春节刚过,邓小平召集荣毅仁、胡子昂、古耕虞、卢绪章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,希望这些原工商业者继续发挥在工商界的经验,为国家“四化”做贡献。决定由荣毅仁出面主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后,邓小平对他说,“给你的任务,你认为合理就接受,不合理就拒绝,由你全权处理,处理错了也不怪你。”

  这相当于拿到一把“尚方宝剑”。庄寿仓称,自己从未听他做过原原本本的传达,方知其用心良苦,不想借此以势压人,而是要以理服人。

 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吹响改革的号角,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,人们对市场经济一词仍然讳莫如深,当时的经济体制还是计划经济,经济活动无不由部委承办,中信无权无钱,在夹缝中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举步维艰。

  制定公司章程时,已经触及到这个敏感问题。有人认为应该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营管理,有人则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根本不能随意改变。不能不考虑国家现有体制,又不甘于做个墨守成规的保守派,荣毅仁审慎定下规则: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,按照经济规律办事,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。

  公司需要场地建设办公楼,虽然二环内有很多空地、堆放杂物的仓库、不能续建的烂尾楼,但业主各有说辞,荣毅仁也从不亮尚方宝剑,而是亲自拜访,走遍东城大街小巷,一家家拜访。

  国家拨付的200万元资金杯水车薪,自己多年积攒的1000万元也交给公司财务,他深知企业发展壮大必须有金融财务支持,但又清楚金融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冲撞最猛烈的地方。发行债券的计划,不仅受到“既无内债也无外债”传统观念的束缚,也遭到金融机构的怀疑与反对,荣毅仁伤透脑筋,几经周折,请示汇报,疏通渠道,才把反对声音降到最低,最终得到批准。

  从带头开展房地产业务、率先发行国债、开办银行,到引进卫星通信、在香港参股国泰航空……中信依靠自己发债借贷、融资创业发展成综合性企业集团。

 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在《艰难的辉煌》代序言中写道:荣毅仁为中信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公司化经营、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模式,与当时的计划经济格格不入,创业的艰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。

  正是靠着他的虚心、耐心、诚心感动了合作方,为自己和公司赢得尊重和威望,也在众生喧嚣中,将市场经济从中信这个窗口推向更宏阔的远方。因为他的杰出贡献,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,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。

  2005年,荣毅仁因病逝世,直到此时,外界才惊奇地发现,这位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资本家,早已是中共党员。

  来源:中国企业家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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